1

　　父亲的身影渐行渐远，已经远得连我都快要辨认不清了。

　　那一年，农历10月26日，刚为父亲过完80岁生日，我从老家返回单位上班还不到一个星期。

　　临走之前，我还像往常一样，在父亲的床边坐了好一会。我告诉他，要回去上班了。他也说，你走吧，别耽误了工作。父亲依然还是那么咳哄哄、病恹恹的，只是好像又消瘦了不少。但这也都是几十年的老样子了，我也没有多朝心里去。

　　这次回来，我还专给父亲买了一个小电热毯。当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好像很高兴。

　　本来父亲也不要为他祝寿，说只要能回来看看就好了。但哥姐他们说，现在都时兴生日放电影，况且这又是八十大寿，就请来了公社放映队在家门前麦田里专放了一场电影。对此，父亲没有说上高兴，但也没有说反对。只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在放映前的开场白上，对着话筒，忽然有点悲咽欲泪的感觉，刚说了一句，“父老乡亲们”，就有点说不下去了。

　　但除此而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征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打了过来，老家来快回来，父亲去了！

　　…………

　　这个一直定格在我心里，让我永远清晰而痛苦的一幕，一晃都过去十八年了。

　　这十八年来，我一直尽力回避想我的父亲。不是不愿意想，是不敢想。

　　我不能想起他，一想起他，就会想起他横卧床上，咳嗽着、哮喘着、痉挛着，整个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喉喉”声响的那个痛苦着的景象来。

2

　　父亲患着严重的哮喘性支气管炎。

　　大约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他有这个老毛病了。只是越到晚年，病况越重，重得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我是父亲的“老巴儿”。他比母亲大八岁，因此，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

　　我想，父亲对于我的到来，还是满心喜欢的。虽然从表面上，我看不出他究竟对我有多么喜欢，但是，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小时候，我属于那种“闷皮”一类的孩子，一方面很羞于人前张扬，一方面又极其顽皮。

　　那时候，心中最怕的人是村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一个叫“郑健伯”的人。他经常来我家里动员我上学读书，而我那时最讨厌的就是上学。因此，只要一听说是“郑健伯”来了，立马就要躲得远远的，不到天黑绝不露面。就这样，一直挨到八周岁了，才转过心来去上学。在上学这个问题上，总是母亲催逼得紧，而父亲却并不过问。

　　那时候，家门前到处是一汪汪的水田。我常常是一身一脸的泥泞回家来，满脚干泥巴上得床去。母亲见状却并不说我，而父亲也一样睁眼闭眼。都说父亲脾气很坏，但我却并不十分畏惧他。

　　最记得是五岁那年，同村舍一个李姓和我一样年纪的男孩，拿来他父母新从上海带回来的火柴一起皮顽。两个人从我家屋后的大草堆上抽出一把稻草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擦火点燃。当时只觉得这“洋火”很好玩，还能擦出火来。不想这抽出来的草并没有与大草堆隔断，一下子就呼地燃起了燎原大火来。等到父亲和哥哥及全庄全舍的人，纷纷赶来提水救火的时候，那草堆已经差不多全部燃为灰烬了。幸好，由于大家抢救及时，我家的三间草屋安然无恙。

　　这草堆是家里几头耕地犁田老牛的饲料草和我家几口人的柴火。我以为自己闯下了这天大祸事，一定不死也要蜕成皮了。然而，父亲好像连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过，至少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母亲和姐姐们都说父亲是开牛行的，只是我虽看到家里养过不少牛，而哥哥也秉承了父亲的“技艺”很会养牛，却始终不明白这“行”是怎么回事，大约也就与如今的经纪人差不多吧？

　　但是，我知道，父亲对养猪养牛羊鸡确实很在行。想来，家里那么多人口，不是父亲有着这么个“手艺”，生活又会如何过得下去呢？

　　听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年轻时候身体很好，是五八年一次修水利上大河工那会落下了病根，以后便成了他的一个不治之症。

3

　　父亲为他的这个病根，请过医生，请过“鬼神”。

　　我家后面有一条很宽的大河，叫塘河。塘河对岸有一个村庄，叫烟头。这烟头庄上有一个李姓医生，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李有鹤。这李医生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人很儒雅。他善于望闻问切，左邻右舍都知道他的医术很不错。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搞合作医疗，李医生既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真正的医生，也是我父亲最信赖的人。

　　小时候，父亲一犯上哮喘，无论刮风下雨，都是哥哥放一只船到河那边去，请过李医生来。这李医生，只要在家，总是一请就到。来了，就到父亲床边，拿出听筒，再号上一回脉，然后再问些什么话就开药、留药。当然，每当他来家了，母亲也不闲着，总是要在开水锅里打入几只鸡蛋烧一碗“蛋瘪茶”再加糖招待他。因此，李医生既得到父母的信任，他对我家也一直很友好。久而久之，与我也还有了一些友情。

　　后来，兴办了合作医疗，看病只能请本大队的赤脚医生，这李医生就过来得少了。一般情况下当然都要找本大队的医生，但有时候也还是要请过李医生来。直到后来从公社卫生院里派来河东邻大队的一个医术跟李医生差不多的常医生，父亲看病的事才完全转交给他来负责了。

　　只是无论哪个医生，无论吃什么药，父亲这病却总不见好。大约服了药后，会平缓一段时间，但过不多久，就又会旧态复萌。

　　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看见家门口烧着纸，还点着香，屋内更是烟雾缭绕。一个比父亲年纪略小的老男人，正在舞神弄鬼。他一会儿起舞，嘴里还念念有词：一会儿又俯伏半天，像个死人似的没有动静；一会儿又大声说话，只是这会儿说的，不是人话，而是“鬼话”，如某个大仙欲降临、需要什么供奉云云。每到这个时候，屋内静寂无声。

　　头一次看见这种场面，我心内颇为惊异。后来，做得多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河东的一个姓洪的什么“亲戚”，来给父亲祛病消灾的。

　　就像很信赖李医生一样，父亲对这老洪也是很尊重的。一旦犯病了，也常常带信或者叫哥哥过河东去请过他来“医治”。但我知道，母亲对老洪并不热心，只是不好违逆父亲的意思，才勉强地做些好菜招待他。

　　这方面，母亲最信任的是一个亲家母，二姐家的婆婆，我们都叫“郑三奶奶”的，都说她是个道人。郑三奶奶老早就守了寡，一生吃素。我小时候，二姐还没有跟二姐夫随军去新疆那会儿，经常去玩，郑三奶奶看见我就喜欢了不得，常常叫我莫要杀生。母亲叫带条草鱼给她，她会当着我面放了。

　　因此，父亲也常常请过郑三奶奶来念念经。后来也不知道是郑三奶奶老了，跑不动路了，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我能感觉得到，父亲更多的，还是喜欢请老洪来得多。

　　当然，这依然也没有把父亲的病给治好。

4

　　记得小时候，父亲并不常常卧床。后来，年纪越老，却是越来越离不开床塌了。

　　我知道，父母都是辛勤劳苦了一生，而父亲又被这病魔缠身，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统统都拉扯大了很不容易。所以，自从我走进“书房”门起，就立志要好好读书，好好成人，将来好报答二位双亲。

　　还算争气。不管当年的“教学闹革命”如何，学习始终也没有丢弃。小学不用说，初中的时候，我就有作文被当时公社的一个兼管文教的姓祁的副主任发现，拿到我后来读高中的母校“红旗战斗中学”广泛传阅，一时也可以说是名声广布。而初中毕业全县分片中考的时候，我还在那个有三四个公社的“片”上考了个第一名。想来，父亲对此也是心下悦喜的。不然，凭着家里的那个经济状况，哪会听由母亲自主，让我一直读下来？

　　后来，我当兵了，多想苦个一官半职，好回来报一报我的娘恩爹恩啊！可无奈命运不济，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仅未见“出人头地”，还带着一个刚好的病身子回得家乡来。一个好心的家乡战友，让我找他在县检察院当头的舅舅，去了几次，都连遭几个白眼。正好高考刚恢复才几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这华山一条道了。

　　是那年元旦回到家乡的县城的。等到萌生高考念头的时候，距离高考已经不到半年时间了。多亏母亲啊，那么精心地照料了我。

　　因为我当兵的时候，父亲其实也是忍气吞声的，而且期间又遇到中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我自己知道绝不会轮到我上前线，因为我们是训练部队，不是战斗部队，但是父母哪里明了这些，也不知道每天为我担惊受怕了多少。故我在家一边疗养，一边复习应考，父亲也是很高兴的。

　　但是，分数线公布的时候，我却没有达线。一瓢凉水浇到头，失望但不悔气。不几天，一接到也是我后来短暂工作过的一所重点中学复习班的录取通知后，我就带着衣被等一应物品到这里做起复读生了。因为在复读班里不仅分数最高，还是一个党员，故立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做起班长来了。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考取大学，好圆我那报答的梦。

　　不过，班长也没有当成。因为没几天，六姐就拚了命从家里打电话来，说分数线降了，我被本地的一所师专录取了。

　　接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上是喜还是忧。究竟自己想考取什么大学，也不十分清楚，但师专好像不在自己的期望之内。然而，我姐硬是用命令的口气押着我回去。为这事，我有时候很恨我姐。可是再转念一想，家里哪有经济条件让我读什么书啊，学费全部由国家承担的师专可谓是最佳选择。

　　在师专上学的时候，我常常回家去看望父母。有时候还会从助学金里省下一点零花钱来，为父亲买点药带回去。我买过一些固本、平喘一类的药片，父亲看了很高兴。记得有几次还特地嘱咐我，说下次回去再带点那几个药物回去。

　　然而，自己总归没有经济能力为父亲买上更多更好的药。看着父亲吃什么药也不见好，心下也十分迷茫。

　　师专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学校。这虽是一所重点中学，可是住房却很紧。第一年是集体宿舍，第二年好不容易有了属于单身的宿舍，却也只是一间一厨。一结婚，就根本容不下第三个人。

　　后来调入市里一个机关，住房又从先集体后单身慢慢排号。我那时多想把父亲母亲一起接过来住几天啊。可是父亲已经不能经常走动，身姿一旦变换，会带来加倍的哮喘。

　　另一方面，父亲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平时，他一直教育我不要随意吃人家的，拿人家的，欠人家的人情。他还常常对我说，不要好的吃，不要好的穿。我说，你到我那里去住几天吧，他却总是摇头。我知道他虽然跑的码头比母亲要多，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却是定然没有到过。到我身边住几天，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来呢？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他一是怕呕呕吐吐的，把我家弄脏了，一是怕我多花钱。于是，直到临了，父亲也一天没有到我家里来过。尽管我一直梦想能调大一点的房子，而又一直调不到。

　　父亲死的时候，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也不是没想给他拍，可是他总是说，嘿，都这么老了，又花那钱干什么。直到火化的那天，我要六姐夫立即去县城喊来照相的拍照。一听说是给遗体拍照，人家都不愿意来，结果谈好出一百元才请来一个人，就着殡仪馆水晶棺里的遗容，抓拍了两张照片。

　　这两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因为这是他，我的父亲，留给我的永远的记忆。

5

　　对于父亲的突然过世，我心中不仅是悲痛，也还有忏悔。

　　接到家里报丧电话的那天，我绝没有想到，父亲八十岁的生日那天，竟是我和他永远诀别的一天。

　　我电话一丢，就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哭了。

　　当时，我的一位领导见状，不由分说，就安排车辆把我连同妻女一起往回送。

　　事后，我就问母亲和哥嫂，父亲临终前，究竟有没有说些什么。

　　那天，母亲正好到邻近的一个集镇去买东西，只有嫂子一个人在家。大约到了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嫂子忽然想起父亲是不是需要点什么。一走近床边，就看见父亲身子歪在床外，头低低地垂下。用手去探摸一下鼻息，父亲人已经没气了。

　　从嫂子所描述的这个身姿上，我能想象得到，父亲一定是想要抓取什么，却没有拿到，然后一阵痰涌了上来，就窒息而凝滞了。

　　我的一个同事，原来是医生。他曾经说，主要是家人没有经验，如果用针什么的，对着喉管戳一下，就还能救活。可是，嫂子她哪里懂得？

　　而我隐隐作痛的，却还有一件心事，那就是电热毯作的怪。那个时候，农村里电有一会没一会的，来电了，身子底下就会暖起来。没电了，又会是凉凉的。这一会冷一会热，年迈体衰的父亲哪里吃得消？

　　后来我还听说，有哮喘病的人，不能使用电热毯。因为会使病人感到干燥、口渴等等。一看到报上的这个说法，我的脑子就不由得又是嗡地一声懵了。就好似不是病魔，而是我，成了父亲生命的杀手了。为什么不买药，却要别出心裁买什么电热毯呢？

　　许多时候，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但有时候，又觉得这或许也是一个幸事。想想父亲哮喘起来那个病痛而谁都无能为力的样子，哪个做下人、做儿女的能够真正忍心看得下去呢？我可以回避着不看，可是父亲的病痛却是他一个人在实实地痛苦地承受着的。

　　如今，我依然不能想起我的父亲。一想起他，眼前就又是那横卧床上，抽风箱似地咳哄哄、喘吁吁、病恹恹的一个痛苦着、蜷伏着、痉挛着的身影……

　　我好可怜的父亲！ 　　（稿于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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