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我的父亲

文｜汪曾祺

我父亲行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亲那一辈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广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画时有时也题别号：亚痴、灌园生……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学堂。我见过他在学堂时用过的教科书，英文是纳氏文法，代数几何是线装的有光纸印的，还有“修身”什么的。他为什么没有升学，我不知道。“旧制中学生”也算是功名。他的这个“功名”我在我的继母的“铭旌”上见过，写的是扁宋体的泥金字，所以记得。什么是“铭旌”，看《红楼梦》贾府办秦可卿丧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噜苏了。

我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我还见过他在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练过武术，腿上带过铁砂袋。练过拳，练过刀、枪。我见他施展过一次武功，我初中毕业后，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的钱财。我父亲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我父亲平常温文尔雅，我还没见过他动手打人，而且，真有两下子！我父亲会骑马。南京马场有一匹劣马，咬人，没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我父亲偷偷解开缰绳，一蹁腿骑了上去。一趟马道子跑下来，这马老实了。父亲还会游泳，水性很好。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

从南京回来后，他玩过一个时期乐器。他到苏州去了一趟，买回来好些乐器，笙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胡、扬琴，甚至还有大小唢呐。唢呐我从未见他吹过。这东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戏班子，一般玩乐器人都不在家里吹。一把大唢呐、一把小唢呐（海笛）一直放在他的画室柜橱的抽屉里。我们孩子们有时翻出来玩。没有哨子，吹不响，只好把铜嘴含在嘴里，自己呜呜作声，不好玩！他的一支洞箫、一支笛子，都是少见的上品。洞箫箫管很细，外皮作殷红色，很有年头了。笛子不是缠丝涂了一节一节黑漆的，是整个笛管擦了荸荠紫漆的，比常见的笛子管粗。箫声幽远，笛声圆润。我这辈子吹过的箫笛无出其右者。这两支箫笛不是从乐器店里买的，是花了大价钱从私人手里买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个理发店里换了。他拿回理发店的那面琵琶又脏又旧、油里咕叽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了这么一面脏琵琶回来，他说：“这面琵琶声音好！”理发店用一面旧琵琶换了他的几乎是全新的琵琶，当然乐意。不论什么乐器，他听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学会，他弹过一阵古琴，说：都说古琴很难，其实没有什么。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有一把一个法国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亲跟他借回来，鼓揪鼓揪，几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来，据我父亲说：乐器里最难，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别看它只有两根弦，很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子硬马尾多，滴的松香很厚，松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面来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有时使劲拉一小段，我父亲一看松香就知道我动过他的胡琴了。他后来不大摆弄别的乐器了，只有胡琴是一直拉着的。

摒挡丝竹以后，父亲大部分时间用于画画和刻图章，他画画并无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写的小说《受戒》里的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铁桥曾在苏州邓尉山一个庙里住过，他作画有时下款题为“邓尉山僧”。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娶我的第一个继母，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角画了几枝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这条画的两边还配了我的一个舅舅写的一幅虎皮宣的对子：“蝶欲试花犹护粉，莺初学啭尚羞簧”，我后来懂得对联的意思了，觉得实在很不像话！铁桥能画，也能写。他的字写石鼓，画法任伯年。根据我的印象，都是相当有功力的。我父亲和铁桥常来往，画风却没有怎么受他的影响。也画过一阵工笔花卉。我们那里的画家有一种理论，画画要从工笔入手，也许是有道理的。扬州有一位专画菊花的画家，这位画家画菊按朵论价，每朵大洋一元。父亲求他画了一套菊谱，二尺见方的大册页。我有个姑太爷，也是画画的，说：“像他那样的玩法，我们玩不起!”兴化有一位画家徐子兼，画猴子，也画工笔花卉。我父亲也请他画了一套册页。有一开画的是罂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绚丽。一开是月季，题了两行字：“春水蜜波为花写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两个品种，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名种“晓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晓色”，很空灵，不好捉摸。他画成了，我一看，是晓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照我看，我父亲的画是有功力的，但是“见”得少，没有行万里路，多识大家真迹，受了限制。他又不会作诗，题画多用前人陈句，故布局平稳，缺少创意。

父亲刻图章，初宗浙派，清秀规矩。他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谱，有几方刻得不错，但是过于著意，很拘谨。有“兰带”、“折钉”，都是“做”出来的。有一方“草色入帘青”是双钩，我小时觉得很好看，稍大，即觉得纤巧小气。《陋室铭》印谱只是他初学刻印的成绩。三十多岁后，渐渐豪放，以治汉印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斋印存》，经常放在案头。有时也刻浙派少印。我记得他给一个朋友张仲陶刻过一块青田冻石小长方印，文曰“中匋”，实在漂亮。“中匋”两字也很好安排。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亲的石头是相当多的，他最心爱的是三块田黄，我在小说《岁寒三友》中写的靳彝甫的三块田黄，实际上写的是我父亲的三块图章。

他盖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这是朱砂里最贵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的，片状，制成印泥，鲜红夺目。他说见过一些明朝画，纸色已经灰暗，而印色鲜明不变。大劈砂盖的图章可以“隐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他的画室的书橱里摆了一列装在玻璃瓶的大劈砂和陈年的蓖麻子油，蓖麻油是调印色用的。

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元宵节，他用通草（我们家开药店，可以选出很大片的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西洋红很贵，齐白石作画，有一个时期，如用西洋红，是要加价的）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否则上天就会打滚。他放这只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线，是胡琴的老弦。我们那里用老弦放风筝的，家父实为第一人（用老弦放风筝，风筝可以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子”）。他带了几个孩子在傅公桥麦田里放风筝。这时麦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风和畅，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垅间奔跑呼叫，为乐如何？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皤然一老了。夏天，他给我们糊养金铃子的盒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合拢，接缝处用皮纸浆糊固定，再加两道细蜡笺条，成了一只船、一座小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砑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这些衣服我没看见过，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像当时时兴的“慕本缎子”。

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蹚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一种很厚的面饼，山东人叫“锅盔”）。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

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十九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过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有一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一片乱葬坟场，很大，很野，据说韩世忠在这里打过仗）去捉两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田螺壳裂了。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没有再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五十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傅。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我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叙述了一次。这位理发师傅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

我父亲配制过一次眼药。这个配方现在还在，但是没有人配得起，要几十种贵重的药，包括冰片、麝香、熊胆、珍珠……珍珠要是人戴过的。父亲把祖母帽子上的几颗大珠子要了去。听我的第二个继母说，他制药极其虔诚，三天前就洗了澡（“斋戒沐浴”），一个人住在花园里，把三道门都关了，谁也不让去。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时，他还在信封里用玻璃纸包了一小包“虾松”寄给我过。我父亲很会做菜，而且能别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这时候哪里去找螃蟹？父亲就用瓜鱼（即水仙鱼）给他伪造了一盘螃蟹，据说吃起来跟真螃蟹一样。“虾松”是河虾剁成米大小粒，掺以小酱瓜丁，入温油炸透。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搀和进来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原载一九九二年第八期《作家》

父亲节快乐

HappyFathersDay

父亲汪曾祺：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文｜汪朗汪明

写作是因为数学不佳

爸爸出生在江苏高邮县，当时汪家在高邮还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汪家虽没出过大官，却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帖之类的也不少。爸爸的祖父考取过小小的功名，算是“儒商”；爸爸的父亲画画在当地很有些名气。所以爸爸上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画的画也总被贴上墙展览。

但凡有特长者，必有特短之处，爸爸数字这根筋似乎就没长好。我们都认为，爸爸是由于理科不好，才转而去当作家的。此论并非臆测，有诗为证：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这诗是爸爸69岁时写的，虽语带调侃，但也有真实的一面。

他上初中时，有个老师见他美术不错，曾想培养他成为建筑设计师，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职业。但是看了爸爸的几何作业后，这位老师只好作罢，并发感慨：“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因为几何求证须环环相扣，可是爸爸却常常缺好几个步骤，就毫无道理地得出了结论，硬是把写文章时的跳跃思维挪到数学上来了。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年，爸爸如愿以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用今天大学的标准衡量，当年的爸爸绝对算不上好学生。因为他生活太散漫，学习太偏科。爸爸的散漫是有据可查的。他在小说《鸡毛》中，对联大25号宿舍有这样一段描写：

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也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这睡在下铺的中文系的夜猫子，就是爸爸。

晚上不睡觉，白天自然不能按时上课，加之爸爸当时“自由主义”十分严重，有兴趣的课便上，听不下去的就逃，因此学习成绩也就好坏参半，不少课学得相当差劲。

联大文学院的必修课之一是《西洋通史》，可是爸爸对此始终没有入门。他曾经交过一份作业，内容是他精心绘制的亚力山大时期马其顿帝国的版图，老师在发还作业时加了一段评语：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所以第一学期，他的《西洋通史》考试只得了37分，第二学期只有考到83分以上，两次平均分数超过60分才能及格。即便这样，他也不想为此花费功夫，临到第二次考试之前，他拉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坐在两旁，左抄抄，右抄抄，居然抄了85分，总算过了关。

一些无法找人帮忙的课，爸爸就傻眼了。体育课便是如此。教大一体育的是马约翰教授，当时他已经60开外，但是身体还颇为健壮。他是混血儿，上课不说中文而说带有北欧口音的英语。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mustkeepyourbodystraight．”爸爸年轻时就有些驼背，始终未能straight起来，因此上过几次课后，就逃之夭夭了。但是，联大的体育是必修课，而且要上两年，没有拿两年学分就不能毕业。为此爸爸以后可吃了苦头。

还有一门必修课很让爸爸头疼，就是英语。大一英语他是连滚带爬，凑合及格的。到了大二英语期末考试时，爸爸借来同学的笔记（他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实在是潇洒得可以），连续开了几个夜车复习备考，没想到，由于过度疲劳，到了考试的当天，他竟然一睡而不醒，错过了考试时间。结果大二的英语成绩是零分。大学四年学习期满，爸爸就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又在学校多待了一年。

爸爸更多的课学得相当不错。这些课，有的是因为他非常感兴趣，舍得下气力往里钻；有的是他原本基础就较好，又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

西南联大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他们讲的课爸爸大都听过。这些教授对学生都不错，但有的更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有的更喜欢有才的，不太刻苦也无妨。

在前一类教授面前，爸爸不太吃得开。例如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教宋诗，他很认真，上课时带着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还要求学生详细地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可惜，爸爸不是这样的好学生，他上课从来不记笔记。于是上朱先生的课便有些不适应了，所以就经常缺课了。大学学习期满，爸爸找不到工作，当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想让朱自清先生收他当助教，朱先生一口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不过，教授中并不都像朱自清先生那样要求严格，不少教授的课都不用考试，只是要求学生到期末交一份读书报告。逢到这样的课，爸爸就能够应对自如，因为他的才能可以充分发挥，读书报告常能别出心裁，受到嘉奖，这使爸爸很得意，以后屡屡向我们提起。

他在上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时，根据一句古诗“车轮生四角”，写成了一份很短的作业《方车论》，从这合乎情而悖乎理的奇特想象中，挖掘出了诗中人物依依惜别的感情。杨先生看过大为赞赏。到了期末，杨先生宣布，班上的同学都要参加考试，只有汪曾祺除外。因为他写了《方车论》。杨先生平素对爸爸也很好，有一次，他托沈从文先生带话让爸爸到他的住处去，亲自给爸爸煮了一杯咖啡，然后让爸爸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书画家)的册页，因为他知道爸爸也喜爱绘画。

闻一多先生也很喜欢爸爸，尽管两人“政见”不同——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先生的政治态度出现明显转变，逐步成为先进的民主主义者，而爸爸当时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一多先生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这三门课，爸爸都选了。

闻先生上课有一个特点：可以抽烟。老师抽，学生也可以抽。他一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还问一问学生：“你们谁抽？”老师的烟，学生自然是不好意思要的，于是大家全都摆摆手，等到闻先生点燃烟之后，下面抽烟的学生随即也开始吞云吐雾，这其中便有爸爸。

闻先生教楚辞，爸爸记得最牢的是他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闻先生教的古代神话，爸爸的评价是非常“叫座”，因为闻先生讲的这门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先生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

爸爸对闻一多先生讲课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唐诗。一来闻先生课讲得好，二来爸爸对此也感兴趣。他不只一次说过，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晚唐诗人时，便是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爸爸对闻先生的这门课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对文学和美术都感兴趣的一个人。后来，爸爸曾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诗作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先生看过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大龄结缘

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7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之一。在这里，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结识了许多师长和朋友，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还认识了一个与他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妈妈。

我们的妈妈施松卿，福建长乐人，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两岁。

妈妈小时候，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跟着外婆到处跑。外公的收入按国内标准看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在老家建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不错。

年，妈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爸爸是同一年，但不是同一个系，所以并未相识。妈妈毕业之后，由于战争，家中经济来源中断，为了谋生，便到中国建设中学，这样就和同在建设中学任教的爸爸成了同事，这才相识。之后很快就互相有了好感，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那时，他们一个25岁，一个27岁。

谈到大学的往事时，妈妈常常很得意地说，在西南联大，人们叫她“林黛玉”，因为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懒懒的样子。还有叫她“病美人”的。当然，她的本意不是说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时尚且如此之美，没有病就更不用说了。一次，我们问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说：“是听过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外号，但当时不熟。等到我认识你妈妈时，她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说得妈妈干瞪眼。

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节选自《老头儿汪曾祺》

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版

插图来自网络

本期责编：于文舲